——佛前香火，心灯长明——第一个没有父亲的父亲节

父亲离开后的第一个父亲节，就这样毫无防备地到来。往年这个日子，我似乎从未郑重其事地赶回老家专程陪伴他。那时孩子们尚在身边，他们的礼物与祝福，是节日里温暖的注脚，融入日常的琐碎欢喜，并未让我对这个日子生出太多特殊的感触。

今日不同。那份积攒在心底的祝福与思念，忽然失了归处，悬在半空，沉重而茫然。

我们家是典型的“四属户”（或叫“半边户”）。父亲十九岁那年，1958年，被招工进入湖南铁合金厂。他常提起，那时村里劳力紧，多亏了贵人相助才得以成行。交通不便的年月，从老家到湘乡，是山长水远的跋涉。赶早班车，有时需提前一夜投宿在七里长城下的亲戚家。父亲回家的次数屈指可数，探亲假本就稀少，多在农忙时节才得归来。因此，童年记忆里，父亲的身影，总带着几分遥远的意味。

家书，成了连接亲情最重要的桥梁。母亲虽只读过初小，却写得一手清秀好字。给父亲写信、读父亲的来信，是家中庄严的仪式。母亲教导我们：抬头如何恭敬，结尾如何情深；家中诸事，无论大小——老母猪产了几只崽，哪只母鸡开始抱窝……都要细细道来，让远方的父亲知晓家中的每一丝脉动。因有这具体的地址可寄，我们的思念与期盼，总能穿透山水，得到回应。即使父亲人已到家，刚寄出的信尚未送达，全家人围坐一起，为刚收到的信写回信的热情，依然炽热不减。

父亲归家，行囊总是满满当当。带给家人的物品不多，零食更罕见。记忆深处，是带给哥哥的数理化自学丛书，是带给姐姐的百褶裙。更多的，是带给邻里亲朋的“宝贝”：三须灯、镜灯、电石灯；饭铲、菜铲；各式镜屏；铁皮簸箕；用废轮胎底做成的结实鞋子……工厂的边角余料，经他那双仿佛有魔力的巧手点化，便成了实用之物，不知惠泽了多少人家！即便农忙回家，父亲也极少去挣工分，家里的角角落落便成了他的“战场”：检漏屋瓦，修补桌椅箩筐门窗，甚至雨靴锁具，无一不被他精心养护。这双灵巧的手，承袭自我的奶奶。奶奶是童养媳，身材瘦小，三寸金莲，穿着永远一丝不苟。果核稻梗在她手中，都能幻化成精巧的玩具，那份化腐朽为神奇的巧思，多年后读《核舟记》，也不过如此。

父亲膝下四个子女。老大（我哥哥）初中毕业，那些自学丛书便是为他准备的。哥哥承继了父亲的勤劳与能干，学业却止步于此。父母送他学木匠，在湘乡城里拜师，后又习得泥工、瓦工、电工，手艺精湛，渐渐成了四乡八里有名的手艺人，以此成家立业。我是老三，初中毕业考上了中专。姐姐是老二，赶上最后一批顶职机会，进了铁合金厂。父亲骨子里传统，为儿女计深远。他退休那年，我正读初二。为了“一碗饭分给两人吃”，他向厂里申请延退一年。次年，我考上中师，姐姐如愿顶职。待我们三个安顿好，父母便倾尽全力供老幺读书。小弟师大毕业后在湘乡一中任教，后弃职读研，举家定居上海。今年大年初一，父亲精神已大不如前，破例未沾酒。拍全家福时气色尚好，侄子们创意叠拍，镜头最终定格下二十九张笑脸汇聚的珍贵画面。

父亲四十七岁退休，与母亲在乌龟山的老屋场相依相伴近四十年。他两次中风，都在母亲悉心照料下顽强康复。后来母亲脑梗，行动不便，照顾的担子便落在了父亲肩上。退休后的父亲，彻底回归土地，甚至比农民更像农民——田里容不下一株稗草，土里见不得一根闲苗，房前屋后没有一寸空地肯让它荒芜。水田一直耕作到八十岁高龄。家中总是蔬果盈园，鸡鸭成群。我常自嘲，每次归家都像“鬼子进村”般满载亲情与乡味。乌龟山一带贺姓聚居，祖上自江西迁至附近的洪门塘。父亲辈分高，被尊称为“生阿公”。乡里红白喜事，总请他坐镇主事，书写对联。父亲只读过高小，音韵平仄未必精通，乡间礼数又极讲究。我多次劝他婉拒，他总满口应承，转眼又出现在各家的仪式现场。洪门贺氏五修族谱，父亲负责财务，对贺氏源流考究极深，还特意嘱咐小弟将整套族谱捐赠给了上海的博物馆。

父亲辞世，依俗回乡治丧。吊唁的亲朋讲述着他生前的种种善行。一位七十多岁的远房表姐，泣不成声地细数父亲几十年来对她家的无私帮扶。

父亲实是无神论者。在工厂时，他多次递交入党申请书，一生正直善良，疾恶如仇。退休后，儿女纷纷远行。逢年过节，他总说“忙就别回来”。于是，在一个又一个重大的节日里，他独自虔诚地跪在老屋堂前的神位下，行香打贡。他为所有在外的、归家的儿孙，一一虔诚地“请保卦”（求平安卦）。若得纯阳或纯阴之卦，便细细解说其中原委，有时还唤我们跪在身旁，问卜吉凶，为大事小情祈求指引。

我同父亲一样，是无神论者，游历名山大刹，亦只作游客。但也同父亲一样，对信仰本身心怀深深的敬意。今年清明，我家客厅的条几上，郑重地请上了父亲的神主牌。清晨，我沐手净心，在牌位前摆上整鸡、整鱼、条肉，虔诚下跪。我的孩子跪在一旁，默默焚烧着纸钱。我手持那副承载过父亲无数祈愿的卦，一遍，又一遍，轻轻掷落——如同父亲当年为我们所做的那样——为他们请那代表万事顺遂、长命百岁的“胜卦”。